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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三江源法治论坛”获奖论文
浅析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及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
作者:茫崖矿区法院 廖海峰  发布时间:2015-12-22 09:16:45 打印 字号: | |

内容摘要: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通过三中、四中全会,以及在福建、江苏的调研,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我省经济发展较为落后,gdp总量在全国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我省是个巨大的挑战。在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如何确保可持续发展?如何保证作为三江之源的青海省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笔者认为,构建生态文明之法制体系,对于协调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中的矛盾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旨在剖析生态文明法制体系的构建及其意义,尤其是之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意义。

 

关键词:

生态文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法制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公益诉讼  司法监督 

 

正文:

一  绪论

中华民族希求现代化之愿望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然而真正系统的进行改革,并将发展现代化付诸实施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刚刚开始的。短短三十年,处在社会大转型期的中国呈现出了许多新气象,然而各种各样新的矛盾伴随其生。恰如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先生在其著书论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现代化发展历程时,以“激荡的百年史”为书命名,“激荡”二字用的颇为精妙,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令人热血沸腾之澎湃激情,但伴之而生的还有无尽的动荡。“激荡”二字用在发展中的中国也较为恰当,三十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新中国经历了太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之新矛盾、新挑战。似乎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是十分安定的,恰恰是那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社会最容易发生动乱”[①],亨廷顿的话可以理解为,中国目前所处的这种寻求各领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大转型期,恰如革命中的法国,变革中的日本,拓荒时代的美国一样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矛盾与动荡,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均无法摆脱历史发展之规律。当然亨廷顿所言并非即使真理,但其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通过三中、四中全会,以及在福建、江苏的调研,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经济发展,然而我省乃三江之源,神州水塔,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持生态平衡,保证可持续发展?幸而“四个全面”再次指明了方向,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本文旨在讨论我省在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时,如何协调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并对生态文明法制体系的构建及其意义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意义进行探讨。

建设小康社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为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而提出的一个长期的、伟大的梦想,随着几代领导集体和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距离这一目标已越来越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家整体的发展战略部署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之影响,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已明显失衡,我省作为典型的西部省份,基于历史发展、气候环境等因素之影响,加之大部分地区工、农业基础均非常薄弱、自然环境恶劣、人才匮乏等原因,其贫困与落后自不待言了。为了改变我省贫穷落后之局面,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自然环境改造,科研教育发展等势在必行。然而由于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盲目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因过度开采或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等因素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逐渐偏离了中央政策之方向。

生态环境问题真正为世界所重视,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能源危机”的冲击才开始的,环境保护也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议题。而那时的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因此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需要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深入思考和广泛探讨。

 

二  “天人合一”思想的启示

西方文明引领了工业、科技的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因此西方文明中的方法论指导着人们如何改造这个世界,而不同的思维模式则造就了不同的分析问题之思路和改造世界之方法。

(一)笛卡尔的泥潭

《方法论》一书对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欧洲人被称为笛卡尔主义者(笛卡尔系《方法论》之作者)。书中笛卡尔的实证主义理念与“总——分——总”的研究方法是现代文明发展之巨大助力。

然而笛卡尔的研究方法并非万能的,其将复杂问题化整为零的研究方法往往容易使研究者堕入孤立看问题的窠臼不能自拔,从而变得偏执。该问题对研究本文所论之议题的启示是:不应孤立的分析和研究法制体系的某一个环节或专注于法律体系的某一个法律部门,如果囿于积习,不肯综合分析,那么纵向来看,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可能就会脱节;横向来看,西部地区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因为偏执的立法、执法或司法行为变得更加激化。此时对该议题的研究就陷入了笛卡尔的泥潭。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

当新中国之现代化发展正如火如荼的进行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有融洽、调和之意,正如本文开篇所提之“激荡”,“和谐”之目的正是给“激荡”降降温。

“和谐”二字并非某个国家领导人一时兴起拍脑袋喊出的政治口号,其是发展中的中国在矛盾与阵痛中的反思,和谐的理念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思维模式,季羡林先生说,“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comprehensive),而西方则是分析的(analytical)”[②]。综合思维模式不同于分析思维模式,分析思维模式在上文探讨笛卡尔的方法论时已经谈到,是将整体细化,分而析之,穷尽式研究;而综合思维模式则一定要将具体问题置于其周边之大环境下综合比对、权衡,寻求和谐统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笛卡尔怀疑一切的实证主义理念的指导下,西方的科学家相信物质最细化可至于“夸克”,即“夸克”就是最小的物质单位,如果要证明物质仍可分,必须要待人类之验证;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庄子·天下》所云“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理念。与西方分析和实证理念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绝不夸大人类的力量,虽然人可能无法更深入的认识物质(庄子不可能无休止的去分一尺之棰),但并不因此而否认其存在。上述思维模式的不同也就导致了东、西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的不同,西方人对自然的态度就是“征服”和“改造”;中国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则强调人与自然应当是和谐统一的。

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探讨本文的启示至少有二:其一是对于生态文明的态度。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对待自然的态度基本是“征服”,其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采方式为今天的环境问题种下恶果,从某种程度上讲,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掣肘于环境问题,也是为西方国家对大自然的亏欠买单。尽管我们有诸多委屈,但事已至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当吸取其教训,从中国传统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中获得启示;其二就是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启示,中国传统的综合思维模式提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议题与生态文明并非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相反根据国家政策提出之初衷,二者是相辅相成,协调共进的。因此针对生态文明法制体系的建设应当兼顾发展与生态平衡,切忌偏执。如果偏执于环境保护,曲解可持续发展——毕竟“可持续”乃一定语,而“发展”才是这一词组之核心——之涵义,就可能导致我省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落得双输的局面。在包括立法、执法、法律适用、司法监督在内的整个动态的法制体系和包括各个部门法的静态之法律体系构建过程中,都应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生态文明在法制体系、法律体系内的和谐统一。

  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之沿革

立法体系乃整个法制体系之基础,未立法,更遑论执法、司法或是法律监督了。故此,本章内容虽名为法制体系之沿革,但由于新中国生态文明之法制建设才刚刚起步,故重点讨论的内容乃关乎生态文明立法之内容。

(一)先秦时期生态文明立法之雏形

上文已然谈及中国人深受“天人合一”思想之影响,故此十分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先秦时期的哲学家文子在《文子·七仁》中就有 “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之论,同样成书于先秦时期的《逸周书·大聚篇》亦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之论。从上述两部典籍可见中国人早在四千多年前(《逸周书》约成书于公元前21世纪)就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应当充分考虑环境因素了,且从文子所论“先王之法”可知,这种对环境保护的理念已然上升至法律层面,若要追根溯源,这恐怕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关于生态文明立法之鼻祖了。

(二)新中国对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之探寻

新中国逐渐步入现代化后,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环境下,法律人也在为生态文明之法制体系构建而努力。新中国关于生态文明最早的立法应该追溯至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然而本法的制定象征意义大于实践意义,救济途径的缺失导致本法多数时候被束之高阁,司法实践中鲜有适用。真正将生态文明纳入整个法律运行的完整体系的努力,刚刚开始不久,而要提到这一努力,就不得不不得不提一起诉讼、一部地方性法规及一群孜孜不倦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加速了“公益诉讼”正是进入民事诉讼法:

1、一起诉讼

2005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了一份特殊的诉状,原告是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汪劲、甘培忠、贺卫方、王社坤、严厚福、于谨源,被告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消除对松花江的未来危险并承担恢复原状责任;判令被告赔偿100亿元人民币用于治理松花江流域污染和恢复生态平衡等内容。这份诉状看似荒诞,实则为汪劲教授、甘培忠教授、贺卫方教授等怀揣正义、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己任之法律人对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的呐喊。虽然这是一份法院不可能受理诉状,但它却引起了全社会对生态文明法律在司法程序方面的空白进行了深深地反思。

2、一部地方性法规

上述源于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公益诉讼极大的触动了法律人对于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之热情,虽然不敢牵强的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但下面要谈及的这一部地方性法规的确是鼓舞了全体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而奋斗的法律人,因为他第一次填补了公益诉讼之空白。

2010年3月1日起,《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正式开始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之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是中国第一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更是中国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的一座里程碑。本条例有诸多的突破,尤其是对公益诉讼进行明确给了社团组织介入生态文明法制体系,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以法律依据,在执法环节上是对行政执法的有效补充。同时公益诉讼的确定也算是松花江公益诉讼案诸多法学家的努力初见成效之兆。

对于本条例,当初社会上存有很多担忧,最重要的就是其是否会因为与上位法发生冲突而最终成为一纸空文。对此,山东省法学会常务理事刘爱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国家虽然还没有生态文明方面的上位法,但《条例》(笔者按:此《条例》即《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没有违背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根据当地情况、运用地方权力制定地方法规,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同时,《条例》被确立以后,在区域范围具有法律地位和效力,它已成为地方总的指导思想、理念和抓手,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有力推动下,必将成为这个区域的全民意志。政策可能有变化,但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不会成为‘纸面上的法’,其实施程度则有赖于各方的共同推进。”三年后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验证了刘爱军教授的解释。本条例之实施,可以说是我国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重要助力。

3、一群孜孜不倦的人

生态文明法制体系的构建,乃至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背后都有一群孜孜不倦的法律人默默的推动着。为公益诉讼制度而奔走的汪劲教授、甘培忠教授、贺卫方教授等等法学家是这样的人;为《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之最终形成而反复调研的立法者是这样的人;奋战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宣传等各条战线上的法律工作者也是这样的人。正是有了这样一群孜孜不倦的人,才使得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树立起一座又一座的丰碑。

这一起诉讼、一部地方性法规、一群孜孜不倦的人是我国近年来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乃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缩影,这是一段正在被书写的历史。

 

五  生态文明法制体系之内容

立法乃法制体系之基础,法律运行之根本,“法的生命在于运行,法的价值在运行中得以体现。法的运行是一个从法的制定到实施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法的效力到时效再到实现的过程。”[③]立法在法制体系中的地位由此可见。本文对于生态文明之立法探讨主要集中在立法的基础、所立法律法规之实用性以及立法的范畴、外源法之借鉴与移植等几个问题上:

(一)生态文明之立法基础

诚如上文所提刘爱军教授之言,目前“还没有生态文明方面的上位法”(民事诉讼法全面修订以前),尽管已实施的《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并不违背现有的法律制度,但因为上位法的缺乏,各地在进行地方性立法的过程中必然缺乏一个核心的指导思想,从而颇感掣肘,无法使立法达到预期之社会效果。鉴于此,刘爱军教授同时建议“生态文明作为应对生态危机的总对策、总抓手,要把生态文明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党章、写入《宪法》,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使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全体民众的共同选择和国家发展的既定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虽然未能如刘教授所言将生态文明上升至党章和宪法的高度,但2012年全面修订民事诉讼法后,公益诉讼制度被写入了部门大法中,而2015年最高院公布的司法接受又对公益诉讼的主体、程序等问题进行了细化,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当然,如果生态文明的建设能写入宪法或当成,成为基本国策,那么无论是关于生态文明的国家性立法抑或是地方性立法都将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基础,这对于有效节约社会资源,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率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二)所立法律法规之实用性

法律盖非羔雁之具,立之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法律法规的内容务求实用。如果所立之法满篇皆云不着边际之言,最终无法适用,束之高阁,那么其执行、适用都势必会受影响,法律之公信力也将荡然无存。一方面影响了法制体系的正常运行,一方面在法律体系中也将沦为花瓶。

之所以提此议题,是因为时下较为普遍的上行下效之风。例如某地有了先进的立法经验,上峰必然组织学习,这本无可厚非,然而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思想教条、僵化,不顾本地区之实际情况,盲目照搬,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为求所立之法的实用性,在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的同时,还应当对本辖区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制定实用而非“好看”之法。

(三)生态文明的立法范畴

从大的方面讲,生态文明之立法应包含实体法与程序法两部分内容。

程序方面,生态文明立法内容应侧重于对本领域所出现的程序性问题进行规范,这种规范是对现有程序法的补充,其上位法既包含本领域的宪法性规定或基本法,也包含泛法律体系的程序法。对于上位法的补充在不违反已有法律制度的前提下,主要是涉及到主体范围的确定,特殊诉讼程序等内容。

实体方面,针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态文明方面问题,应当通过立法对这些问题进行规范和协调。对于过度开采、有毒有害物质排放、自然生态保护区占地审批等内容进行严格立法规范,即所谓“增强我国法治(法制)的能力,建立一个成熟的‘刚性法治’”[④],将上述问题通过立法约束强迫其在“刚性法治”下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达到预期之社会效果。

(四)外源法之借鉴与移植

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来发展我们生态文明的法制体系,尤其是立法体系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有一点应当明确,那就是中国有中国之实际情况,照搬西方模式的结局很有可能就是democracy成为democrazy(讽刺部分发展中国家因照搬西方民主失败而导致整个国家陷入窘境之词)的悲剧,诚如朱苏力先生所言适合中国之法治 “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时间,利用本土资源,重视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惯例和传统。” [⑤]中国有自己实际情况和传统,中国所面临之环境问题自有其区别于国外之处,而中国生态文明的法制体系构建步伐与发达国家也不在同一层次,对其经历过自己的一套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之发展历程才最终形成的法律制度我们不考虑国情就直接进行移植,所导致之后果就如严复先生所说“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然后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付出巨大成本而空落笑柄。

(五)生态文明法制体系中的司法监督

二〇一四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于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主管部门调查、处罚等内容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笔者带着疑问详细研读了上述法律条文的内容,同时又研读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发现一个问题,即行政主管部门懒政、怠政,而公众获取信息途径又倚仗行政主管部门,那排污主体岂不被纵容?这就是笔者对于司法监督的疑惑。

实际上十八届四中全会已明确了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然而司法监督目前仍停留由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在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即生态文明法制体系中的民事诉讼领域公益诉讼制度已初步建立,那么该体系中行政诉讼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呢?2015年新实施的新政诉讼法并未提及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法监督”,即特定主体(一般为检察院)代表国家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包括违法作为与不作为)提起公益诉讼。

因此,笔者希望能够尽快完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这一“司法监督”制度。

(六)法律宣传

除了立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律适用等以外,笔者认为,法律宣传也是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文已述,立法体系乃基础,故本文对执法、司法等体系不做过多分析,这里着重谈一下生态文明法制宣传的问题。

严格的讲不应将法制宣传划入法制体系中,因为其更偏向于社会学领域,但是由于法制宣传的不到位往往容易致使公民、法人等社会主体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解,从而造成各种社会资源严重浪费以及整个法制体系难以正常运转的严重后果。尤其之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前提下,忽视了生态文明的法制宣传,待发生严重后果再去弥补代价就太过高昂了。

其实重视法制宣传之传统,中国古已有之,朱元璋在审阅《律令直解》时就曾反复叮嘱官吏:“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直解其意,颁布之郡县,使之家喻户晓。”清代壅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则强调,“平居将分布告窗法律,条分缕析,讲明意义,见法知惧,观律怀刑”。为了贯彻市民学法、知法,守法,《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在“吏律”中明确规定了“讲读律令”的具体要求。虽然我国有优良的普法宣传传统,但无奈目前很多宣传工作都流于形式,很多时候并未起到实效。

另外,普法宣传工作往往实施主体是政府主导,然而笔者认为,对于生态文明法律的宣传,政府应当是最大的受宣传主体,对于法律的理解最为欠缺的,以及违反生态文明相关法律,造成危害最大的,就是政府。因此笔者认为,政府要普法,前提就是自己要懂法。

 

六  生态文明法制体系建设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意义

生态文明法制体系之构建与完善,其意义自不待言,具体之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意义有三:其一,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本就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落实和完善;其二,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政策化迈向法律化的重要步骤;其三,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保障。上述三意义分而论之:

首先,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本就是对“四个全面”的落实和完善,“四个全面”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应割裂存在。保证生态文明本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课题,对于此,前文已做叙述。要顺利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保证生态文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而针对生态文明,构建一套完善的法制体系,可以使“四个全面”中关于依法治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得以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生态文明是使这一系统有机结合的重要环节,因此对这一环节的法制体系构建实际上也是保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律保障。

其次,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政策化迈向法律化的重要步骤。较之于政策,法律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且政策的法律化,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变人治为法治之重要条件。如上所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作为该系统中重要环节之一的生态文明,其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也是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由政策化迈向法律化的重要步骤。

最后,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保障。虽然经济发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任务)的任务与保持生态文明的任务是相辅相成的,但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不是孤立的、偏执的,而应当是综合的、协调的,尤其是立法环节,该体系中所依据的法律(广义的)规定,除了单纯考虑建设生态文明,还应当充分考虑我省经济发展的因素。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制运行体系,应当协调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降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减少矛盾的发生,为我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提供法律保障才应当是生态文明法制体系建设之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终极意义。

 

结语:

本文虽洋洋数千言,但却未曾提出什么新观点和新策略,无非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新做一阐述,对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之历程重新做一梳理,探讨一下生态文明法制体系构建之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这样一篇文章,目的在于和大家共同审视自己研究问题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力求寻找一个和谐统一点,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尽量在法制改革中减少矛盾,少走弯路,为我省之现代化,乃至全国之现代化尽到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文子》,先秦典籍;

2、《逸周书》,先秦典籍;

3、笛卡尔:《方法论》,

4、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6、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7、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华艺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8、《中外法学》1995年第5期。



[①]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章。

[②] 季羡林:《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华艺出版社,200810月第一版,第19页。

[③]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④] 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6月第一版,第166页。

[⑤] 苏力:《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见《中外法学》1995年第5期。

来源:冷湖矿区法院
责任编辑:王次明